數字經濟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熱點話題，不少代表委員都提到數字經濟的重要性。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到7.8%，數字經濟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相對于去年報告“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的提法，這是否表明當前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了哪些數字經濟的發力方向？

帶著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理事長余曉暉進行了專訪。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理事長  余曉暉

余曉暉對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的內涵，5G規模化應用的發力點，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痛點、解決措施等都分享了自己深入的思考。他肯定了當前我國5G應用取得的成效，也給出了5G應用進入規模化推廣階段后的發展建議；他不諱言一些制造業企業系統性推進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困難，坦言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是個系統工程，要從頂層設計、應用融合、產業服務培育等多方面體系化推進。

數字經濟發展要以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為突破

記者：

前不久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0%，這對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出什么要求？

余曉暉：

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要以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為突破，在數字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數據要素、數字化融合應用等多方面共同發力。

一是提升數字產業供給能力。數字產業是數字經濟的基礎和先導。提升數字產業供給能力，根本上需要提高對產業鏈價值鏈的掌控力，努力在補鏈、強鏈、鍛鏈上下功夫，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基礎和重大數字應用的牽引力量，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強化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補齊集成電路、基礎軟件等產業基礎能力短板，推動數字產業向產業鏈中高端邁進。

二是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新模式新業態是數字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組成。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要把握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AR/VR等新技術發展機遇，培育發展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新業態；要發展面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數字化轉型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培育發展工業/產業互聯網平臺、工業APP和SaaS服務、數字化智能化融合產品和裝備，培育經濟新增長點、新增長極。

三是釋放數據要素潛力。發揮數據要素蘊含的生產能力，可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要素支撐。釋放數據要素潛力，要發展壯大數據產業體系，構建數據交易流通的基本框架制度，以工業為突破口打造可信工業/產業數據空間，推動數據在傳統產業應用模式的探索與創新，積極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發揮數據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四是深化產業數字化融合應用。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主陣地，制造業數字化是產業數字化的主攻方向。我國可以發揮制造大國和網絡大國雙重優勢，以制造業為重點，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深入推進智能制造，引導制造企業借助工業互聯網實現數字化升級。面向制造、礦山、能源、交通、物流、醫療等重點行業，制定數字化轉型路線圖，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行業數字化轉型系統解決方案，促進工業和各個產業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升級，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5G融合應用進入規模化推廣新階段

記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您如何理解“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當前我國5G應用取得了哪些成效？要推進5G規模化應用需從哪些方面發力？

余曉暉：

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是以信息網絡為基礎，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綜合集成新一代信息技術，為社會提供感知、連接、存儲、計算、處理、安全等公共性數字基礎能力的設施體系。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體系也在持續演進，目前已逐漸演化出五大部分：一是提供數據采集功能的感知基礎設施；二是提供數據傳輸能力的網絡基礎設施，如5G、千兆光網等；三是提供數據存儲、計算和處理等能力的數據和算力基礎設施，如一體化大數據中心、云計算、邊緣計算、智能計算中心等；四是新技術基礎設施，如人工智能、區塊鏈基礎設施等；五是綜合基礎設施，即縱向集成各類數字能力，與行業應用深度結合的融合型設施，如工業互聯網網絡設施、車聯網設施等。

推進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將會有效推動數據要素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全社會的大規模商業化應用，進一步促進我國數字產業的快速發展，為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提供技術條件和基礎能力。

我國5G融合應用實現從0到1的突破，進入規模化推廣的新階段。目前，我國5G實際連接用戶超過5億，5G行業虛擬專網數超過2300張。從2021年第四屆“綻放杯”5G應用征集大賽統計數據來看，5G應用創新項目超過1.2萬個，參與企業數近7000家，覆蓋31個省市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涵蓋工業、能源、醫療、文旅、教育等30多個行業，其中工業互聯網（15.71%）、智慧園區（11.21%）、智慧城市（8.80%）、信息消費（7.49%）、智慧醫療（7.36%）、文化旅游（6.91%）等占比位居前六位。

5G應用正從輔助環節向核心環節滲透，擴展到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運營管理、產品服務的全生命流程。無論在行業數量、企業數量、地域范圍還是應用創新性和深度等方面，我國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下一步，5G應用規模化發展應針對不同類型行業分類施策，精準發力。對于工業、電力、醫療等先導行業，集中力量進行技術攻關，推動行業標準制定實施，打造5G應用標桿，開展規模化復制推廣。對于文化旅游、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等潛力行業，應加強5G應用試點示范，形成優秀案例和最佳實踐。

同時，在產業生態建設上，一方面要推動5G 產業生態由2C向2B擴展，加大在行業定制化網絡、精簡化芯片、行業終端及解決方案的技術研發、標準制定及產業化；另一方面建立跨界公共服務體系，降低中小微企業5G融合產品和解決方案研發難度和技術門檻。

 

工業互聯網是各領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路徑

記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培育壯大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提升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您認為當前背景下，為什么要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對于提升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我們可以有哪些作為？

余曉暉：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對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已成為關乎生存和長遠發展的“必修課”，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的需求十分迫切。工業互聯網構建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全面連接的新型生產制造和服務體系，是各領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路徑和方法論。

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對于推動行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具有戰略性、全局性作用。

具體而言，一是為數字化發展構建新型基礎設施。工業互聯網通過構建連接人機物、打通不同行業信息孤島、促進各類數據有序流動的網絡和平臺，為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智能感知、網絡連接、數據分析等能力支撐，促進生產與服務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精準、高效配置，提升各行業發展質量與效益。

二是加快舊動能改造提升與新動能培育。工業互聯網推動生產經營、組織管理與業務形態的全方位重構，構建數據驅動、智能優化的新工業范式，讓舊動能重新煥發生機；工業互聯網還能促進產業鏈緊密協同，引導幫助企業延長價值鏈，催生智能化制造、網絡化協同、規模化定制等新模式新業態，培育形成新動能。

三是為壯大數字經濟注入新要素新資源。工業互聯網在各行業的滲透應用不僅激活大量沉睡的碎片化數據資源，還創造海量來自生產現場和使用場景中的新數據，極大地豐富數據資源總量與數據種類，為數字經濟發展引擎注入“新石油”，支撐其高速運轉。

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是數字化發展的“底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的提升。

首先，要持續夯實筑牢產業基礎，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與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強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關鍵核心技術攻克，久久為功、補齊短板。

其次，加快新興技術與產業領域的布局，搶抓工業互聯網平臺、5G、邊緣計算、工業人工智能、工業數字孿生等新興領域帶來的換道發展機遇，建設面向新技術新產業的制造業創新中心，構建起高效聯動的制造業創新網絡，持續壯大工業互聯網核心產業規模。

第三，強化應用牽引帶動供給能力提升，充分發揮我國應用場景豐富的市場優勢和資源統籌協調的制度優勢，引導產學研用協同合作，加快新技術新產品在實際應用中的迭代完善，形成供需互促、產用結合、生態完備的“內循環”。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是個系統工程

記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您認為數字化轉型對于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有怎樣的作用？目前，我國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處在什么水平？有哪些痛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解決？

余曉暉：

數字化轉型是以數據為核心要素所驅動的創新模式變革與資源配置方式變革，這兩大變革作用于制造業全流程全環節，將引發工業經濟各行業發展模式和價值規律的深刻變化。

具體來看，一是推動企業提質降本增效。數字化轉型以數據科學與行業機理相結合的方式，對制造業各環節進行深度、全局優化，提升先進制造能力和產品質量品質，使企業能應對日益增長的高品質、定制化需求。

二是加快企業產品和服務創新。數字化轉型使企業具備了實時感知需求、廣泛使用數字技術等能力，企業得以緊貼用戶需求對產品和服務進行敏捷、精準創新，通過“智能產品+智能服務”的方式，提高了自身業務附加值，加速模式創新。

三是促進產業鏈價值鏈全局協同優化。數字化轉型推動傳統集中式、串行的生產組織方式向網絡化、平臺化組織方式轉變，形成規模化定制、眾包眾創等社會化生產模式，推動產業鏈價值鏈資源配置優化與全局協同。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可以借助工業互聯網平臺將自身融入社會化生產體系，提升訂單、貸款和技術等資源的獲取能力，盤活閑置產能。

我國數字化轉型正從起步階段向系統變革逐步推進深化，轉型領域、支撐體系、生態建設正不斷完善升級，重點行業和領先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效初顯。

具體而言，首先，數字化轉型向多領域擴展。數字化轉型實踐已經覆蓋原材料、消費品、裝備等超過35個工業重點大類以及金融、建筑等國民經濟重點門類，典型案例和企業標桿加速涌現，并從銷售、管理等外部環節賦能加速向控制、研發等核心環節拓展，轉型程度不斷加深。

其次，轉型支撐體系建設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方面，我國已建成5G基站142.5萬個，工業互聯網標識注冊量達988億，國內已涌現出100余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產業供給方面，以工業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化轉型供給支撐產業持續壯大，2021年規模估計突破1萬億元。

另外，數字化轉型生態不斷擴大。一方面行業生態日漸完善，能源、鋼鐵、石化、金融、醫療等行業力量成為轉型重要的實踐者。另一方面區域集聚效應初顯，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地成為數字化轉型應用高地，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西部地區也發揮比較優勢加快轉型步伐。

當前，相當一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由于認知、資金、技術等原因，系統性推進轉型面臨困難。

一是對轉型概念及價值認知不足。一些企業僅僅將當前的數字化轉型視作普通的“信息化”或“技改”延伸，看不到轉型帶來的系統性變革與不轉型導致的淘汰風險，轉型動力不足。

二是缺少系統性的理論方法指引。由于行業特點、企業基礎不同，數字化轉型路徑也各有差別，部分企業難以完全通過借鑒成熟案例經驗推進轉型，“如何開展、從哪入手”成為企業關心的熱點。

三是缺乏內外部資源支撐。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內部缺少相應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外部缺少行業針對性強、成本低的解決方案供給，導致部分有轉型意愿的企業沒有轉型的能力。

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從頂層設計、應用融合、產業服務培育等多方面體系化推進。

首先要加快完善頂層設計。數字化轉型涉及多領域工作，需建立央地協作、部委協同的工作推進機制，編制出臺數字化轉型規劃政策文件和方法論指引，從政策布局和具體執行等層面形成統一共識，助力業界凝聚共識、找準方向。

其次要強化行業應用推廣，推動標桿示范引領。數字化轉型的推進需進一步結合行業特點和發展基礎，分行業、分場景遴選一批試點示范項目與轉型解決方案，推動編制一批行業數字化轉型應用指南，帶動應用復制推廣和行業整體提升，加強理論方法指引和具體實踐指導。

再次要優化完善公共服務，強化資源匯聚共享。鼓勵地方建設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等公共服務載體，集聚區域創新與服務資源，通過開展企業績效評估、供需對接等活動，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破解產業與應用落地“最后一公里”難題。

最后要強化人才資金保障，優化轉型生態環境。鼓勵高校開設數字化轉型相關專業，推動數字化轉型職業技術體系構建和數字化轉型技能競賽，加強復合型人才的遴選培育。建立數字化轉型專項資金與產業基金，并統籌稅收減免、政策性貸款等政策支持，引導社會資金助力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實踐。

 

政府要擴大基礎公共信息數據有序開放

記者：

相對于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這是否意味著，當前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

余曉暉：

我國數據資源豐富、數據類型多樣，數據要素市場發展空間廣闊、潛力無限，為充分挖掘數據資源的價值潛力，我談三點看法：

一是優化數據資源供給，夯實發展基礎。政府要擴大基礎公共信息數據有序開放，構建支撐數據共享的統一標準和平臺。企業要加強數據采集、標注、清洗、存儲、傳輸、應用等全生命周期價值管理，通過質量監控、清洗修復、數據維護等方式，實現數據資源的可見、可信、可管、可用。

二是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增強發展活力。加快構建數據要素市場規則，培育規范的數據交易平臺和市場主體，探索場內與場外相結合的數據交易模式，提升數據流通交易效率。建立數據資本資產定價機制，強化數據收益補償，保障數據供給方的應有權益，調動市場主體參與數據交易的積極性。以工業為突破口，打造工業/產業數據空間，形成數據流動共享的技術、基礎設施、規則、法律法規等系統性環境。

三是強化數據安全治理，筑牢發展底線。強化頂層設計，落實《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嚴厲打擊數據黑市交易，營造安全有序的市場環境。鼓勵行業、地方和企業推進數據分類分級管理，探索數據可信的流通架構如數據空間建設，防范數據安全風險。

記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您認為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余曉暉：

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是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關鍵要著力完善三方面的體系建設：

一是完善數字經濟治理的規則體系。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動數字經濟立法和修法工作，數字經濟頂層法律制度體系基本確立，未來如何落地實施和規則適用邊界將成為政府監管和企業合規的關鍵，特別是圍繞數據要素流動、算法安全管理、壟斷競爭規制等方面的具體規則仍有待進一步明確細化。

二是完善數字經濟治理的技術體系。面對海量、動態、復雜的數字經濟生態，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手段，強化數字化治理能力建設，建立數字服務監管體系，提升治理的動態實時性和高效精準性，更好防范新技術濫用風險。

三是完善數字經濟治理的協同體系。要加強跨部門協同，推動監管規則的統一，形成治理合力，提升全方面、全鏈條監管能力。要完善多元共治體系，充分發揮好平臺企業和社會公眾的作用，強化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